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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让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盟再次出现分歧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个悠久而坚固的联盟，也许会产生一个新的格局，而导火索是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

　　陈明声言，策划《施琅大将军》的原因，乃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第四代儒生在此展示了坚定的国家主义立场。

　　亚细亚国家主义的历史逻辑，就是要辨认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正统国家，也就是从夏商周、秦汉魏晋到元明清的王朝谱系。所有被纳入这一谱系的先朝，都是正统的政权，应当受到追穰。依据这个逻辑，传统国家(前朝)对国土和人民的维系(扩张或失落)状况，就成为政治评判的基本尺度。国家主义为此制订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捍卫和扩展疆域的就是“国家英雄”，反之就是“国家罪人”。

　　但国家主义也会面临种族问题的严重困扰，即如何区分入侵异族和本土国家政权。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而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即合法的统治者，从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

　　这个从“他者”向“自者”转换的过程，国家主义者通常誉之为“民族融合”，因为它符合国家主义的空间信念：尽其可能地征服更为广阔的土地和获取大数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刘彻和康熙，都曾受到国家主义者的热烈讴歌；而那些丢失土地的皇帝，则成为无情嘲弄和抨击的丑角。国家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卖国贼”，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爱国主义者”。

　　但国家主义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据的是国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学逻辑，而第二定律却把政治权力接管(确立新国号和权力合法化)作为道德转换的分界线，据此分辨爱国和叛国——这不过是新儒生玩弄的实用主义权力游戏而已，它完全背离了有关的国家正义原则(侵略和被侵略、占领和被占领、屠杀和被屠杀等等)的公理性常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主义的历史逻辑。民族主义只有一条定律，那就是确认汉人作为统治者的惟一正统地位，而指认所有异族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

　　在民族主义的视域里，民族的“他者”不能转换为“自者”。“他者”永远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权力，它仍然是可耻的入侵者，必须给予坚决反抗和推翻。民族主义者是汉种族的强硬卫士，坚定地捍卫着汉族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地位，并且把这种种族纯粹性当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义最严厉的判词是“汉奸”，而它的最高誉词就是“民族英雄”。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土想象边界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国家主义的第一定律完全符合民族主义定律，但它的第二定律却与之发生了激烈冲突。屈原、岳飞和史可法等人，其抗争行为发生在政治分界线之前，所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但郑成功的抗争行为却发生于分界线之后，也就是发生在满族人建立清帝国之后，所以，对于郑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国家主义和汉民族主义必定出现严重分歧。

　　上述分歧曾经长期处于模糊状态。但目前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却将这种争论推向前台。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痛斥民族主义者是“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而闽籍教授和民族主义网民则联合起来，愤怒声讨国家主义者是“汉奸”。

　　在台湾岛，早期大陆移民大多是郑成功及其部属的后裔，他们对郑氏和汉族祖先的缅怀，无疑是支撑其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对郑氏叛将施琅的道德平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会对海外民族主义者的核心价值有所冲击。第四代儒生发动的政治探险，正在面临严峻的历史考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