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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正在逐步被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推定为“坏孩子”,因为来自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无论如何表现诚意,仍无法摆脱呼之欲出的制度约束。
目前这些新规则处于试探层面,而且西方仍对我们献上好言好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思路产生在全球化时代,却基于老套的双重标准,它一再提醒我们观察金融;ぶ饕宓男谟炕爻,而其精神原动力则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专政。
假如 托马斯·弗里德曼续写《世界是平的》,不知他怎样看待近来发达金融市场对新兴国家投资收购的恐惧反应。次贷;,连大摩、瑞银等西方投资银行翘楚都四处筹钱,但当它们亲吻主权基金及时送来的银币时,政界却传来冷冰冰的声音:小心有毒。
世界是不是平的?无论答案如何,东方与西方看到的都是两个世界。二三十年以来,新加坡等少数几笔外汇财富在低调运作中,似乎看到了平凡做事的坦途,投资图报的普世价值也适用于自己。但如今更多新兴国家复制这一理财发明,麻烦却出现了。世界的聚光灯加倍照射在它们身上。为便于西方甄别与处置,“主权财富基金”的概念这才被归纳出来。
西方经济体引以为豪的是,它们奠定了现代公司制度以及金融市场的基础,并吸取时代教训渐次完善;它们推动了以自由贸易为先、跨国投资递进的全球化进程。但它们也以既存秩序的维护者自居,把自己描绘成商业社会的自由旗帜,将主权基金推定为心理阴暗的“国家资本主义者”。
然而,西方为新兴国家定制“最佳行为准则”,自己却远非纯洁天使。甚至可以说,它们正是在自我反省中以己度人,才会得出主权基金有威胁的结论。西方大型公司治理结构复杂发达,却往往爆出惊天丑闻。
美国“经济杀手”约翰·帕金斯的现身说法,与弗里德曼的乐观主义迎面相撞。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等合法外衣,肩负着以经济而非武力操纵别国的任务。帕金斯那本《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全球畅销,与主权基金威胁论的高涨几乎同时发生。
一个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否透明公开?信息披露是否充分?是否暗中被政府操纵?主权基金暴露身份后,这看起来是西方向东方的质问,但实际上是西方对自己有史以来善恶之举的下意识反射。他们怕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西方资本的输出史相比,主权基金仅相当于河之滥觞。实际上,兴风作浪的对冲基金和潜滋暗长的私募股权——发达金融市场两大“狠角色”并不需披露所有信息。市场上的匿名性与私密性一旦丧失殆尽,预期的投资策略便无从实施。
争议和外交辞令都未妨碍西方对主权基金陆续出台单边准则,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内制定出一套多边参与的全球指导规范。但产生年代、国家背景、资金结构各不同的各家主权基金怎能以一个“均码”的准则对待?
如果国际社会是明智的,它就不应该鼓励金融专政的出现,不应该在主权基金上无谓分神,却娇纵“金融大鳄”们的膨胀野心。在资本全球化舞台上,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投资者都需要真正的平等与自治。(范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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