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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
萧赞育时为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
1934年春,蒋介石秘书邓雪冰(文仪)来信,要我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副处长及侍从室侍从秘书二者中作一抉择,以便报请蒋介石任命。我考虑后决定就任侍从秘书,大概3、4月间到南昌报到。
不久,侍从室改组为第一、第二两个,晏道刚任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处管文书、速记与研究,我专任侍从秘书,编制属第二处,而直接承办蒋介石指示交办事项及随时提出报告,实际上是独立性质。我手下有一书记、一工友,平时承办业务,举凡军校同学个人或单位负责人、力行社及所属有关同志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事项,凡由我转呈者即由我请示后答复。此外,蒋介石若有远行,我们都随侍左右,每到一地,辄有军校同学或地方党政官员呈递报告,或要求请见,即由我向蒋介石呈报转达,有些地方,蒋介石尚未到达以前,派我们先行前往联络。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发表“报国与思亲”文。11月13日,蒋介石登嵩山,我们偕行。大家曾在古树汉柏前摄影留念。游嵩山后,我们便于12月4日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
事变发生的前两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许多游行请愿的学生,在马路上呼口号,街头墙上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大感惊讶,往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问此时此地,何以有此类标语游行?邵不认为太严重,但承认有隐忧;在我看来,这一种现象,应是严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我即约集中央派在西安工作的一些人员交换意见,商量办法,大家也感觉到情况之可虑,并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的左右和部队中,均有左派分子在活动,并举出较为活跃的问题人物若干人,如张部卫队营长孙鸣九、秘书某某等,以及杨部的秘书长,认为均有特别加以注意处理的必要。于是我根据大家提供资料,及目见情形写成一书面报告,准备第二天早上转呈蒋介石,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事变就发生了。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暗降自趺椿厥?”大家都不明白。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蔽冶凰偷轿辣欧,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
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蒋介石走后,我们侍从人员也坐上大卡车,被送往西安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卫士队,草席地铺,每人一条军毯,裹着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时,士兵送来一桶饭,一桶菜,有碗筷,无桌椅,饭菜既恶劣,心情更坏,不食亦不饥。这时交际科长周文章带来了八大主张之印刷文件。
天黑后,我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到每一个房间,对我们的受惊表示慰问,这时我要求和他谈话,张同意,自己将房门关上,我们两人便站着谈。张学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抗日,此次兵谏,系由于蒋介石不接受意见,出于不得已,并告诉我,蒋介石脾气还是很大,不肯吃东西。我便要求在我们四位秘书中,有一人去见蒋介石,听候招呼;他说,不需要,委员长在那边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问张,今后如何打算。张说,委员长今天是中国的领袖,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多听大家的意见,委员长如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诬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我马上表示,这是误会,我说,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我们在没有读到兵谏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中央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张冷笑曰:得了罢!得了罢!张接着又说,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负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当静候国人公评,暂时不另行组织政府,如国人都说我做的不对,我当向国人引咎认错。谈话中也明白表示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临行张又说:昨天第一次见他,他只肯讲两句话:“你要当我是领袖,应赶快送我去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做俘虏枪毙好了,不必多言!闭潘,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
张去后,我会见了陈辞修,告以与张谈话经过,陈表示事已至此,恐将一不做二不休,势必蛮干到底;并说,此时中央应有严正表示,何敬公更责无旁贷,应急起主持,统一指挥,以实力谋应付。陈又说,今后如能恢复秩序,诚应切实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员,每予人以口实,激起无谓反感者,自应加以注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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