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些话,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他显然不了解作为老师的我,靠权位来维护个人安全,那就不是我了。这里面还有一点,我做了院长以后,我又有幸做了上海市中文学科正教授评选委员会的负责人。当时有一些在校长那里通过的名单,到我们这里被集体投票否决,然后由我签字不通过。因为这件事,我得罪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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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美丽文笔表现中国文化

　　【从文化苦旅到千禧之旅】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您的《文化苦旅》系列文化散文开始一纸风行。从刚才的谈话我们也知道,“苦旅”的念头由来已久,但我们猜想,您之所以踏上这段寻找中华文明的旅途,一定也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契机吧。

　　余秋雨:我一直觉得,改革开放有个显著的好处,就是改变了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经历巨大灾难后重新苏醒的民族,灾难使我们感到沉重的屈辱,灾难结束后的开放也带来了思想上的焦虑。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一直听到一种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落后,外国怎么那么好,由此产生了很多对中华文化方方面面的责难。比如我的好友,已经去世的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龙应台女士写的《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上溯到鲁迅对国民性的剖析,当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中国的文化问题非常的严重。甚至好多人提出,中华民族是第二等民族。当时海内外文化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以批判为主,那些观点我局部同意,但基本评价却不赞成。但是我不会和他们争论,因为一争论就乱,而真理从来就不是“越辩越明”的。

　　我对中华文化整体上是热爱的,我希望通过我尽可能美丽的文笔来表现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情感,我的文字是有感情的,态度是赞美的、热爱的,即使对于灭亡的地方我也是非常同情、难过的,绝不是去骂他的。很多人仅仅从散文技巧的角度来研究我的文笔,其实,那种文笔就是我的立场。

　　记者:您是目前海内外最受欢迎的华文作者之一,能否请您概括一下自己多年来写作的方针?

　　余秋雨:在我动笔之写《文化苦旅》前,就定下一个十六个字的总体勾画,那就是:远祖废墟,当代愁虑；一己笔触,世间话语。关于“远祖废墟”和“当代愁虑”———这主要是针对“文革”之后的文化焦点,主要在二十世纪的是非得失间徘徊。对此我一直抱有歧见。我觉得我们需要复兴的中华文明,应该以伟大的唐代为中枢,前后辐射。甚至再往前推,推到魏晋、秦汉,甚至战国,应该寻找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最高文化坐标。只有这种坐标,才是世界性的坐标。这不是向古代遁逸,而是对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给予了更高的历史期许。

　　关于“一己笔触”和“世间话语”———文学写作的基座是个体生命。没有个体的集体,是一种纸扎的庞大、空洞的合唱、虚假的一致,这是我们在“文革”时期天天忍无可忍的精神磨难。因此我一早就决定,从语言风格、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都是个性化的。我争取在文章中化解“学术硬块”,努力与不同文化、不同住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读者产生心灵沟通。事实证明,只要有这种诚恳,而且用不懈的努力来保持这种诚恳,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待1999年凤凰卫视邀您参与的“千禧之旅”?您用了3个月的时间穿越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例如巴基斯坦、以色列,每天要做电视直播、还要写作,这使得您的《千年一叹》和以往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书面感觉。

　　余秋雨:“千禧之旅”的意义太重大了。我们要走的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国的集中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去踏访人类祖先的全部辉煌。凤凰卫视最初是希望我参与其中一段,但没想到我不仅答应,而且还是全程参与。

　　我们每天不知道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不能有一天生病,连咳嗽都不可以。事实上,整个“千禧之旅”最具有挑战性的还是严酷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仅仅走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我们已觉得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旅馆门口有安检设备,街口的垃圾筒每隔一会儿就有人来翻看有没有炸弹,过任何一个关口都要花费六七个小时,还要举手宣誓,大声表示自己没有带枪支武器……在巴基斯坦,我们走了一段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一路都是黑影、枪声、宵禁,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都要在刚刚能喘一口气的时候就见缝插针,既主持电视节目,又写日记发给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几乎很少有睡眠的时间。完全没有时间看第二遍,更不可能锻字炼句,你读过《千年一叹》就会发现,里面的使命、知识、学问,连同文笔、修辞、节奏,全都是一种即时迸发的感觉,我称之为“悬崖边上的写作状态”。即便可能有差错或陋笔,也是来自于生命直觉的真实和写作环境的真实,比躲在书房里引经据典、反复修改而得到的所谓“准确”,珍贵多了。

　　记者: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是您对各大文明古国没落的分析,还有一个,就是沿途反驳“中国威胁论”。

　　余秋雨:“千禧之旅”给我的第一番教育是有关古老文明的中断。它给我的更重要的教育是有关军事远征对文明的葬送。我在作这些思考时,仍然以中国作对比。中国历史上战争不少,但大多是内部争权夺利或边关防守进退,几乎不作跨国远征。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权。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一看就明白,那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标志。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却始终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对大洋彼岸产生领土要求,这些都是明证。

　　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西征,似乎是例外。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伦理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他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中国文明的形成尽管比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流域晚得多,但仍然是现存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在外部关系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地理阻隔,另一方面是精耕细作、季节轮回的农耕生态,由此决定了它不会过度热衷于对其他文明的军事远征,从而避免了远征即是自杀、被征服即是毁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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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后代人的精神负担

　　【“电视知识分子”与十年骂名】

　　记者:从“千禧之旅”之后,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比如《秋雨时分》,还有为央视的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担任评委。曾经有杂志将您评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在您之后,央视“百家讲坛”又出现了于丹、易中天等“电视学者明星”,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余秋雨:首先,我要申明,我不希望自己被划分为某种流派或者群体当中去,我一向独来独往,从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小团体。至于你提到的这个电视和知识分子的结合问题,我觉得电视只是一种传播媒介,借助电视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扩大影响力,这没有什么问题。而且电视也不是最新鲜的载体了啊,如今网络这么发达,所谓“网络知识分子”不是也出来了么?再把焦点放在知识分子是不是该上电视上面,就好比几十年前人们争论鲁迅、胡适的文章该不该上报纸的副刊版面一样,是不是太过时了点呢?

　　记者:您曾在访谈中说,不希望自己留下什么,减少后代人的精神负担,这和您多次登上电视传道授业的形象似乎有些矛盾。这是不是受到了儒家文化中强调知识分子“有所为”的影响?

　　余秋雨:我出现在电视上的次数比较多,这并非完全是我个人的意愿,很多时候是观众的选择。我上电视,与儒家关系不大,更多地受到从启蒙主义时期开始时法国、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这三者于一身,成了完整型的知识分子。我的讲述,主要是“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包括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国会图书馆演讲,主要也是要剥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累赘而又臃肿的误解,直取简要本质。因此,我的“传道授业”,与“减少后代人的精神负�！�,是完全一致的,并不矛盾。

　　记者:您的专栏《秋雨时分》,讲解中华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您是如何看待“国学热”、“经典热”的呢?和80年代的“寻根热”有何不同?对文化遗产,您曾经说,我们正在犯着一种“将历史遗产供奉起来”的毛病。这句话引起了很大争议。

　　余秋雨:对古代经典做一点普及工作当然也不坏。我所倡导的,从古代寻找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最高文化坐标,不等于强要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来构建二十一世纪世界大国的精神支柱。真正有力量、能持续的,一定是有待于创建的当代哲学�！肮�学”的说法我不反对,但我自己不会用,因为我不喜欢在文化概念上加一个政治概念,也不知道这个“国”的界线在哪里。我不赞成把京剧说成“国剧”,把水墨画说成“国画”,把传统音乐说成是“国乐”,把中山装说成是“国服”……文化就是文化,当然有民族特点,却也不能刻意地划界立疆。

　　我认为,和今天的“传统热”比起来,“寻根文学”更诚恳、更认真一点,尽管我也不太喜欢。当时的“寻根”有悲剧色彩,今天的热潮是喜剧的欢庆。真正的深刻,是悲、喜的交融。

　　记者:无论是您的书也好,演讲也好,总是引来很多人为您“挑刺”、“纠错”。您多年担任青歌赛评委,怎么看待比赛期间外界对您的各种评价?

　　余秋雨:我必须指出,这些年针对我学术上的批评也好、挑错也罢,绝大多数是没有根据的。有些人以为我不过是讲些简单的知识,其实不是,我有时候会讲一些非常前沿的、尖锐得连文化界都不一定能接受的观点。你硬讲这个是错的,那个是不对的,就像奥运会入场的时候,说中国教练鞋带的颜色有一点问题,或者说发型上有点什么,你完全把比赛忘了,把开幕式的盛况忘了,这比本末倒置还严重得多。因为你说的问题,连“末”都提不上,因为它是伪造的。

　　记者:听说最近您一直在对过去的文章进行回顾和整理,那么您现在对“中华文明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否产生了最新的理解?

　　余秋雨:我反而觉得今年的汶川大地震对我的文化观念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台湾学者南方朔先生,在电视上和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很赞许他的一句话。他说:“汶川大地震时,我每天都坐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但是在文化上使我们安慰�！彼�指的是什么?是中华文化长久地被世界所遮掩了,被曲解了,但是汶川大地震显示了中华文化底层的东西———中华民族的起点是和集体的善良有关。中华文明比起其他古国的文明,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数千年来的延续性。文明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地延续?因为它有更多的集体主义的善作为内核和支撑。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所有的灾民都没有经过什么动员,老百姓自发地进行互助互救,那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那么多中国人自发组织哀悼,这些令全世界人都感动的事情,完全没有作秀的成分。面对灾难所表现出来的大爱和救助能力,中国人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差。中华文化的起点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然后是孔子说的“仁者爱仁”,还有墨子说的“兼爱”、“利公”。这些概念可能会在实际生活中给冷却了、遗忘了,但是它一定还存在。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奥运之后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形象一再被人们所提及,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崛起很好”,中国历史上对于远征的兴趣是不大的,儒、释、道三家都是比较热爱和平的。历史上国内多次战争的原因是期盼一个和平的盛世。现在世界上有纷争的时候,中国都会成为调节者,像六方会谈。我觉得这个很好。

　　奥运当然也是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次大检阅,它让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一下子出现在世界面前,世界可能有点不适应,但这是中华文明和中国人应该获得的地位。奥运会让很多外国人通过电视看到比较真实的中国,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奥运对世界冲击最大的,一是中国的组织能力,二是志愿者的笑容传达出中国下一代迷人的精神气质。这比得多少金牌重要得多。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扬眉吐气,从容不迫地向全世界进行自我展示；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趾高气扬,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必须保持清醒。同时,我们如果能够摆脱套话式宣传,从人类共同的终极价值上,以“止于至善”等等第一等级的精神追求上来阐述中华文化,一定能感动更多的国际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