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松垮垮，

　　嬉笑怒骂反映严肃主题

　　广州日报：您的历史人物中很多讲到了知识分子，您认为如今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位呢？

　　许倬云：现代的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的是特殊的知识，用来作生产和服务用的。本来，知识分子的知识是为了使人生丰富，既有批判性，又有创造性的。在今天，这一部分工作是丢在文化人身上。而文化人在整体结构上常常是弱势。古代的“士”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的饭碗都交在人家手里了。

　　广州日报：您跟王小波有段师生情谊，您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

　　许倬云：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时间不长，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只是在我研究室中每周一次工作后的谈话。但是，这一段交往在我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确是相当特殊的记忆。他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年轻人。

　　小波在美国时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他老是问我什么是自由，我反复地给他讲自由的定义。但他离开的时候心里还有这样一个疑问。小波是用嬉笑怒骂来反映非常严肃的主题。他这个人，松垮垮的，老穿一件大汗衫，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到我办公室里来聊天，我们两个脚都跷在桌子上。他跟张承志刚好相反，张承志的文字非常简练，《北方的河》，那个文字真好。我跟他讲，要炼字炼句。我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几句是多余的，那几个字是白加的，他开始并不服气，但他也知道文字的力量所在。

　　李银河我也很喜欢，匹兹堡大学那么多中国留学生里，她学习最好。别人没有她那么钻，而且能一下抓准题目，讨论班她表现最好。

　　广州日报：《汉代农业》一书是您早期学术的代表作，是什么原因使您关注农业问题呢？

　　许倬云：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因为西雅图的华大(华盛顿州立大学)有一批学者，要编一个汉代的丛书，分门别类，有个题目叫“汉代的农业”，这个题目本来是交给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写的，杨先生不想写了，交还给他们。他们就叫我来写，我说可以呀。

　　我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中国农村里走过不少地方，别人是走路，我是坐在椅子上、坐在小板凳上。逃到哪个农村，别人忙，我不忙，我不能做事嘛。我坐在那里看别人干活，观察整个操作过程，小时候看了不懂，长大了慢慢反刍就回来了。我就写一个精耕细作制度，从书本上找出精耕细作演变的过程，以及当中最大的转折点是汉武帝。从这个角度写，结果和他们丛书的体例是不合的。他们丛书的体例是希望有一本叙述型的东西，我变成这个分析型的东西了。

　　陈寅恪

　　钱穆

　　史学各有特点

　　广州日报：有人把您和前辈钱穆先生相比， 您眼中的陈寅恪和钱穆两位前辈是什么样的？

　　许倬云：陈寅恪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史学家，他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史料，他习惯用大量史料归纳出一个现象，那些归纳其实在他脑中早有观察和思考。他经历同光之争，但在写唐代的牛、李党争时，并没有影射同光党争；他面临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但他在写唐代佛教文化进入时也没有一点偏袒。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而钱穆先生也是了不起的史学家。他从来没上过学，纯粹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真正聪明绝顶。他的史学研究的特点是另辟蹊径。当时正是今古文之争，他没有受正史教育里那些派别的约束，另外找到一条路，打破了今古文之争里的一些课题。他后来写《国史大纲》，了不起的著作，贯穿了民族史观和爱国史观。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轰炸，他抱着讲义还在树底下讲，他不能不讲民族主义。这个人眼光真好，他一本《国史大纲》里埋着七八十个博士论文题目，大家看不见就是了。但也由于他的民族史观、爱国史观的限制和西方知识的局限，他对中国历史的评估是有偏差的。钱穆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但出于对历史的忠实，我必须指出这一点。（作者: 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