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我有几个问题，是不是允许我提出来问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当然可以，请吧。

　　郭沫若：最近我读了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中说得[的]“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我觉得这个提示不仅表明了封建制度的本质，同时似乎也可以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准。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问题，有很大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封建社会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其间的相差竟达到一千多年。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耕种田地的奴隶和封建制度的农奴，往往是容易混淆起来，不能区别的。

　　斯大林：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确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研究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不同，还是应该看奴隶的性质：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工作者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在封建的农奴制度下，生产工作者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但仍可以买卖的农奴。

　　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应该研究纯粹的社会状态，而不应该去研究那种发生了变化的状态。研究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形，而不应该机械地只是根据文件或书本来说明问题。

　　最近我看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理论家”的文章。据这些“理论家”说：印尼现在不存在封建制度，因为印尼的宪法规定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这样在印尼便没有封建地主了。你们看：这是什么“理论”？这不过是辩护士的理论罢了。其实，他们之所以要说印尼没有封建制度，是因为他们害怕要在印尼实行土地改革。

　　郭沫若：在社会发展阶段方面，我还想问一个问题：社会发展是否可以跳跃式地发展？

　　斯大林：可以的。这要看情况。例如一个民族，它的邻居——另一个民族很进步，那么，在它的邻居的强大影响下，这个民族便可以跳过一定的社会阶段而发展。例如，苏联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就是这样。

　　(按：我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位苏联的历史学家说：苏联的中亚细亚各民族，自原始公社制度即直接进入农奴制，而越过了奴隶社会的阶段。但因为我对中亚细亚各民族的历史没有研究过，所以没有进一步请问斯大林同志。但我认为：斯大林同志的话，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马克思说：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跳跃，那是在无外来影响下的一般情况；但在外来的强大影响之下，事实证明是可以跳跃的。)

　　郭沫若：我正在从事和平运动方面的工作。我感觉到和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在进行民族独立斗争时，宣传和平颇有困难，因为容易妨碍到战争动员工作。因此，我们感觉到在和平运动中，适当地照顾到民族独立问题，以免使这两个运动互相对消。因此，我们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曾通过了尊重民族独立问题决议。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朋友们，颇以为我们的要求有点过高。但这一次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尊重民族独立的问题，而且获得通过。足见在和平运动中适当提出尊重民族独立的要求，是有必要的。

　　斯大林：不好，这样不好。和平运动应该就是和平运动，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和平，不应该把民族独立的要求加进去。我们的和平运动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括[阔]的。如果把民族独立的要求加进去，人家就会说我们要求和平不是真诚的。这样，有些人就会不来参加和平运动了。你懂得这个道裡[理]吗？

　　郭沫若：这个道裡[理]我是懂得的。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民族独立的要求在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国家之间，似乎没有那么尖锐的对立了。因为美国的战争政策不仅侵犯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等附属国家的独立主权，同时也侵犯着殖民国家，如英、法等的独立主权。所以英、法等国的人民一样在要求独立主权的尊重。在今天适当地提出，似乎是可以的。

　　斯大林：不好。和平运动应该就是和平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有发动战争的危险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等国家。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争取这些国家的广泛的人们来参加我们的运动，连资本家也要争取，以便孤立战争挑拨者。如果在和平运动中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就将达不到这个目的。

　　郭沫若：是否还应该照顾到区域性的不同？比方在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独立的要求，是否要照顾到这种要求，以便顺利地开展和平运动？(我并且举出了最近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上朝鲜、越南两个代表团不满意大会未把解决战俘问题办法及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写入宣言的事情。)

　　斯大林：不好。你们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民族独立的工作，要另外来做。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郭沫若：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我懂得了。我还有一件事想请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这问题我已向法捷耶夫同志提出过了。这个问题就是：约里奥·居里表示想要到中国去，如果法国局势更恶化，以致他不可能再在法国活动的话。这样他可以一方面帮助中国研究科学，另一方面仍可领导和平运动。斯大林同志对这件事的意见怎样？

　　斯大林：(把铅笔搁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在纸头上画，声调高了一些)：法国朋友太感情了。法国的局势不会变化得像所说的那样利[厉]害。就是局势变得再坏些，他为什么就那样容易地考虑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应该学习日本的德田球一同志的榜样，他在祖国工作下去，一直坐了十几年监狱。他做和平运动有什么不好？法国政府要逮捕，就让它逮捕吧。要坐监，就坐监吧。我想，用不着十多年，法国就可以解放了。他也应该学习一个法国的女孩子的榜样，她为了阻止法国政府把军火运到越南去屠杀越南人民，而卧在铁轨上。他当一个民族英雄，这有什么不好？我假使是约里奥·居里，无论环境怎样恶劣，我是决不轻易离开自己的祖国的。

　　你们不应该劝他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