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0字4000元，《现代金报》300字3000元，《舟山日报》600字1000元……这可不是媒体的稿费清单，而是浙江某高校为提高学生社会实践的宣传力度而特别设置的奖励。据了解，这样的“奖励”在全省高校并非个案。

　　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社会实践一方面让久居“象牙塔”的学子们接触社会，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加深其对社会的认知和了解，另一方面又能为学生搭建服务社会的平台，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因此，每年寒暑假，各大高校乃至一些中小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开展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然而，与社会实践的蓬勃发展相比，其评价体系的建立却明显滞后。由于社会实践一般都在校外进行，脱离了老师的视线，又不可能借助考试等传统考核形式来分高下，于是学校并没有规范的评价标准。在这一背景下，媒体报道由于直观形象，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反响，于是就成了学校竞相追逐的目标。为此，许多高校在奖励社会实践成功团队时，都会把媒体是否报道作为评审的主要标准之一，更有甚者，直接出台现金激励的办法，对被媒体报道者“按级行赏”。当然，媒体报道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无形中替其所在学校打了一次免费广告，这也是校方如此看重宣传效果的重要原因。

　　然而，从新闻价值来看，学生的暑期实践活动往往题材雷同，缺乏新意，大多数都不适合报道。于是，学生们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花在和媒体打交道上面。有的四处搜集媒体记者的联系方式，然后将稿件雪片般投寄到媒体邮箱；有的则直接要求媒体帮助策划活动，“只要能报道，活动怎么搞都可以由媒体来定”。试想，如果再怎么埋头苦干并不能引来喝彩，只有“报上见名、电视露脸”才是硬道理，还有谁会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呢？当社会实践异化成为“公关实践”时，也就偏离了其应有的本意，失去了锻炼提高的价值。

　　显然，媒体报道并不适合作为社会实践的评价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实践需要几分默默无闻的低调精神，学校必须摒弃追求“面子工程”的浮躁心态，从注重实际效果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树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实践价值取向。

　　清华大学学生李强利用寒假进行农村调查，写出4万字的“乡村八记”，反映了年轻人眼中真实的现代中国农村情况；复旦大学朱玮琦同学所做的一份调研，让陕北农民的“剪纸”成了出口商品，打入美国市场。这些都成为学生社会实践的标杆，为校方建立评价体系提供参考。重要的不是扬名立万，只要学生能够沉下身子，感受社会，对社会现象和问题有自我独到见解，只要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社会带来有益的帮助，这样的社会实践就是成功的。(张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