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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商业化时代,“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大约在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没钱,但又想鼓励学者教授,于是就有香港富豪重奖“长江学者”的评选活动。后来许多沿海地区也模仿这种形式,纷纷以江河为名奖励本地学界精英,从而造就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学者教授。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教授的待遇也提高很快,不仅与下岗工人拉开很大差距,而且还出现迅速成名、一夜暴富的现象。比如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份“名家演讲费一览表”,说在过去一年中,于丹的演讲费翻了7倍,两小时高达6万元,成为“目前身份最高的学者演讲人”。这种日进斗金的情况,与歌星影星没有两样,在几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对于这种情况,早在1930年潘光旦在他的《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说,著名教授之所以不能和明星相提并论,是因为除了追星族之外,许多人对于明星“不过是短期的欣赏”。但是教授之于学生,却不能是短期欣赏,而需要言传身教。他认为这种“师生关系,是应该没世不忘的!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讲师并不是一种称职,而是指大学里那些专门为挣钱而代课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学问上看,当时的讲师与教授应该不相上下。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专职还是兼职。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文章中表示:“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彼顾,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也讲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于丹论语心得》多说几句。这本书的开头,于丹就引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表示她与宋朝宰相赵普一样,颇有辅佐帝王之意。但这话又不能直说,因此她聪明地用现代话语进行了包装。于是书中就出现这样的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薄八蛋琢,《论语》就是要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
但是在通读该书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代社会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并把高高在上的圣贤还原为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于丹在“天地人之道”中却像历代帝王一样,依然把孔子奉为“圣人”。
——现代社会主张个人奋斗,鼓励人们不要屈从于命运;但是于丹在“心灵之道”中却说:生死富贵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无法左右”。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会承认和顺应人生的缺憾和苦难。
——现代社会倡导怀疑精神,但是于丹却奉劝大家不要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否则就会成为心胸狭窄的“鄙夫”,既会增加自己的痛苦,又会失去众多的朋友。
——现代社会追求公平、公正和公开,但是于丹在“处世之道”中却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这才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紧接着,她在“君子之道”中又进一步强调,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否则就是有失做人的“厚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我们最需要学习引进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
学者明星化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缩影。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教授变明星,富了自己,害了学生。(作者智效民 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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