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说，“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我不知道“应该”的意思是什么，是道理上的“应该”，还是中国国情的“应该”？

　　如果是道理上的应该，那就是廉租房有厕所，理论上不正确。如果是中国国情的应该，那就是廉租房有厕所，中国做不到。

　　道理上的应该，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道意义上的应该，一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应该。人道意义上的应该，重在人类与社会的伦理辨析；经济学意义上的应该，是把道德剥离出去的学理分析。这好像有些歪曲经济学，把道德因素当成一种杂质清除出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公理，但在眼下，“经济学不讲道德”确实有一定的共识色彩。

　　从人的需要上说，房子应该有厕所，这无须论证。从人道角度说，廉租房应该有厕所，这也无须论证。吃喝拉撒，是动物的生活需要，对人来说还涉及尊严、隐私、体面等概念。把人放到动物意义上考虑，需要有方便的厕所；把人放到人的位置上考虑，需要有能够保持体面、尊严和隐私的厕所。

　　从经济学考虑呢？可能需要写“厕所的经济分析”，这分析我写不来，但我估计分析之下，中国的厕所数量应大大减少，至少是要进行结构大调整。一户一厕，已是浪费；一户两三厕，是严重浪费，资源闲置；应该多建公厕，严控私厕，这才是合算的。对不起，不能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因为厕所实在无所谓产出，产出的是垃圾、问题、污染。

　　这样，可以说方便的厕所之存在，本身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文明问题、人道问题。廉租房，这也是一个无法从经济学上来解释的事情，因为它不以赚钱为目的。廉租房的必要性，主要从社会学和人类学上去解释。廉租房应该有厕所还是无厕所，当然也是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问题，在这方面，看不出廉租房不配备厕所有什么“应该”的。

　　道理上应该，但事情并不总是能按道理来啊。廉租房呢，似乎人民还没有作出不要厕所的历史选择，那么要不要有厕所，应该主要只是有没有钱在房子里面配置厕所了。

　　茅于轼先生如果从“政府无法支持廉租房有厕所”的角度立论，我想力量会大得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只要大家看到厕所是多么不可承受的成本就理解万岁啦。但不是，茅于轼先生说的是“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他主要是为了避免有钱人喜欢廉租房，至于穷人是否也不喜欢，这不是他的问题。

　　这是一个奇谈怪论。这个怪论，把怎样关怀穷人的问题，变成了怎样令富人厌恶的问题，廉租房的主旨是什么，变得莫名其妙了。因此它建议了一种故意让人不适的廉租房样式，有意降低住房救济的水平。

　　这个奇谈怪论不是一个人道方向的立论，但如果能有助于解决有钱人买走廉租房的问题，使忍心之策显出一点好效果的附带作用来，多少也还有一丁点的可取。然而，有钱人买不买租不租和喜欢不喜欢，是两个问题。廉租房修得不宜居，总还是财产；无房可住的人，还是要到不宜居的房子里生活。房子再差，有钱人可以不去住，但买和租的欲望总还是有的，他可以买下来出租，可以租下来做二房东。廉租房不设厕所，房子仍可能被有钱人弄走不少，而获得救济的低收入者生活质量则被人为降低。

　　让廉租房落到低收入者的手上，办法要朝管住有钱人混买混卖上想办法，而不是做不宜人居的房子。 （特约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