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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对于大多数北京的司机来说，交通状况的临时改善，要比改善的原因更让人记忆长久。实际上这个时间，正是中非论坛在北京举办的时间。而2006年的中非论坛，奠定了中国新非洲政策的基础，也回答了一个“非洲”存在还是消失的命题。

　　毋庸讳言，在很长一段历史过程中，非洲在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似乎天然地属于大国利益的博弈点。无论是形式上的殖民，还是精神上的殖民，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剥夺了非洲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资源权。这种建立在殖民历史上的政治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对非洲关系的主要判断标准。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不难从美国、法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非洲政策中，看到这样的影子。当西方学者谈论非洲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谈一个他们利益中的“非洲”。

　　因此，主要的疑问来自非洲。要想获得实质上的独立和解放，非洲各国是要寻找新的大国庇佑，还是要独自闯荡全球化的世界。前者的问题在于这种合作本身并不平等，而不平等的后果也很早就为人所知；而后者的问题在于作为新兴国家走向全球化，必然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非洲的对外合作，也就成了非洲国家必然面对的话题。但是无论如何，旧有的“非洲”已经逐渐不存在了。

　　事实上，看看二战后各个地区的独立解放运动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尊重他国主权，包括经济权利和资源权利的合作总是能够更加长久，部分原因是因为非洲的对外合作实际上还建立在自身经济发展和资源输出的基础上，因此需要起码的认同；而另外部分原因是合作关系发生变化，让更多的合作对象参与决策，使得他们能够产生长期的信任，进而奠定非洲对外政策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年之前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实际上已经不把非洲当作旧有国际体系中的那个非洲。而殖民主义阴影下的非洲，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现在的非洲正处在从被凌辱向全球化的某一主体转变中，有些地区已经蜕变，而有些地区仍处于权力真空的动荡。如果中国能够强化新非洲的独立感和责任感，那么中国的对非政策必然能够取得事实上的成功。这种成功是不能以短期的资源或者地缘利益来衡量的。

　　“非洲”如果不存在，对于传统国际关系来说可能是一种打击。但是这样的“非洲”迟早是要消失的，无论美军如何在非洲增设司令部，它也只能解决一个边缘控制的问题，而无法改变非洲发展的命运。因此中国对非洲的政策思路，实际上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提示，那就是新非洲的诞生，不仅仅依赖非洲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