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出现　59岁和39岁现象

　　新京报：之前曹文庄好像在机关会议上公开说过，如果他有问题，中央机关里就没有好干部了。

　　张：反贪有个59岁和39岁现象，一老一少。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寻找一个转折点。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他们在什么临界点上，会特别感觉到钱的重要。

　　在做司长之前，曹文庄没有收过一分钱，他有超强的自制力。但到了司长任上，就开始运用手中的权力了。2002年他上任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时，刚好40岁。

　　新京报：郝和平涉案时58岁，他说自己向企业索贿购房买车，是为退休前把儿子家当置办齐全。面对这样的官员你是否会有怜悯之情？我知道在17年前，你刚进检察院时，曾因对一个嫌疑人产生了同情心而导致他逃脱。

　　张：对人的怜悯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个不会左右你的工作。

　　17年前的教训是因为经验不足，现在面对这样的案犯，我觉得惋惜。他们都是党多少年培养起来的干部，一个人犯案，至少牵扯到三代人，对个人和家庭，都是悲剧。

　　系列贪污案

　　暴露部门潜规则

　　新京报：你办过不少特殊领域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办理似乎最后都触及了制度的调整。

　　张：用个案来反腐还不够，要改良土壤。

　　2004年中国证监会官员王小石受贿案，2005年涉及18个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的北京西城区邮局系列贪污案，都暴露了这些部门的潜规则。

　　药监局腐败大案也是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设计上就有问题。要重新建立整个药监的框架，不能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裁判，权力集于一身，肯定会出问题。

　　新京报：你曾说过，反贪是个很前沿的工作？

　　张：反贪接触的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易变的部分。最早接触到这些问题，就要防止它蔓延扩展开，同时给下一步的决策参考提供依据。这是我们的价值，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去查案。

　　新京报：这几年反贪的重点领域有何变化和特点？

　　张：2005年重点提打击商业贿赂，2006年重点整顿医药卫生，2007年严查城乡建设。

　　十七大过后，打击重点应该会放在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上，比如教育、住房还有矿区治理。商业贿赂还会继续提，明年的工作还没布置。(吴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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