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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3月3日电 周恩来侄儿周尔均撰文《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以怀念伯父。文章写道周恩来唯一的一次“破例”,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文章原文截选如下:
伯伯是国家总理,权力很大,一言一行有很大影响。所以,他对亲属有个严格的规定,凡是公事,不准给他带话和传话。但是,有一次伯伯自己却破了例。
五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从重庆出差到总后勤部,报送本单位肃清反革命运动情况的材料?拐飧鲈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其必要性,也存在打击面偏宽的问题。当我办完公事去西花厅看望伯伯时,他按照习惯问问工作情况,借此做些调查研究。以往他一般只是听,很少表态。当伯伯听说我这次来北京的任务是报送“肃反”材料时,一下子认真了起来:“给我说说,你们单位“肃反”查出些什么问题?”我便一一列举数字: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听到这里,伯伯皱起了眉头。我说完后,他起身踱到窗前,静静地站了会儿,转过身对我说:“有问题!虽然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但你们毕竟是部队,又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可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嘛,不可能有这么多有历史问题的人嘛。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
更让我万分吃惊的是,伯伯接着很明确和肯定地对我说:“我说的这个话,你回去向单位领导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
伯伯竟然让我给单位领导传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感到既激动,担子又重。原来准备在北京多呆两天的,事情紧急,赶紧乘火车回到重庆。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卢南樵(以后曾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听汇报后高度重视,我还没有离开办公室,他就嘱咐秘书立即通知召开党委会,让我在会上传达总理的话;嵋橐恢峦ü龆,按照总理指示精神作了政策调整,从而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不禁让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伯伯对干部和群众的关心与;,终其一生,一以贯之。不同的是,建国初期的政治空气相对要宽松一些,为了避免干部群众受到伤害,当时他可以明确果断地做出决定,并且打破惯例,用“大原则”管“小原则”。而“文革”之中,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伯伯却只能利用他有限的权力,巧妙地又极其艰难地进行一切可能进行的工作,以至耗尽他的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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