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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不会一刀切,大城市与小城市肯定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又如石家庄、郑州等已上千万人口,放开成吗?(3月6日《京华时报》)
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实现,如果各城市间依然画地为牢,户籍制度改革恐怕很难跟上城市化的现实。
目前的户籍制度,牵扯到住房、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潜在利益,但最棘手的莫过于负载于户籍之上的教育特权,它从根本上掐住流动儿童的命运咽喉,“造就”了无数前途渺茫心生怨怼的下一代;而在这数千万流动儿童的背后,又有5800万以上移民二代被迫回到家乡,成为失去父母亲情呵护的身心和学业受损的留守儿童。
从个人角度,心灵残缺比知识贫乏更可怕;从社会角度,歧视比贫穷更可怕,因为其往往会孕育对立和仇恨。这是户籍和教育制度改革中“惟此为大”的问题。
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享受权利。移民二代都是随着父母的就业和定居才来到新的城市,他们的父母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创造了大量财富,保障他们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高考权利,是流入地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至于北京户籍开放,会不会增加2000万人,多长时间内会增加2000万人,需要科学的计算。而石家庄市则是全国最早完全开放户籍的省会城市,建设部一位副部长曾在文章中写道,石家庄开放户籍的目的是预期增加人口30%,然而实际上只增加了5%。相反,北京每年只下达一万多个户口计划指标,但无法阻挡每年新增四五十万外来人口。指望通过户籍制度来“引导人口流动”,并不现实。
当然,户籍改革闸门洞开有可能会引来“高考移民”。但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准入条件杜绝这种现象发生,如把居住、就业、就学结合起来考虑,制定准入标准。笔者以为户籍改革的两个底线必须坚持:一是移民二代的平等受教育权和《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不与亲人分离的原则,不应因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受损;二是户籍改革的步伐必须赶上和适应人口流动和儿童成长的步伐。
中国小城镇户籍放开已经十年了,问中国安然无恙否?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
□童大焕(北京 媒体从业者) ;文章原标题为:户籍改革应有条件实质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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