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穿过时代的风雨，人大监督经历了由“橡皮图章”到“刚性监督”，由恢复到发展直至不断深化的转变过程———

　　从一般性监督———组织代表视察、调查、检查等，到刚性监督———质询、否决、罢免以及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人大监督方式不断创新。

　　从宪法的原则性赋权，到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颁布实施，人大监督走向规范。

　　从审议“一府两院”报告，到“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人大监督的重点更加明晰。

　　从代表审议报告，到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人大监督的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以民为本，监督为民。人大监督，为民意前行。

　　特别法庭审判“两案”

　　-事件回放

　　1978年3月，黄火青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后第一任检察长，而此前，检察机关已被撤销将近10年。1980年9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任命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兼任特别法庭庭长。

　　1980年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始对被告人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公开审理，当日下午3时20分，黄火青宣读了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起诉书列的主犯有16名，其中林彪等6人已经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他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至1981年1月25日止，特别法庭经过33次开庭，45次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共873件进行了认真、反复的审查，查清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做到了凡是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

　　-事件影响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刑讯逼供罪等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作出判决。江青、张春桥均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等均被判刑，并剥夺政治权利。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两案”审判落槌，历史因此掀开了新的一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些被告人虽然都曾身居高位，罪行恶劣，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经过法定程序，依法进行审判，不得随意定罪量刑。从此，中国开启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新时代。

　　共和国质询第一案

　　-事件回放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170多名北京团代表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陈锦华回忆，在那次人代会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共提了60条意见。有代表对厂址的选择提出质疑:“听说目前选址的地基是软土层，桩基位移，工厂会滑到长江里去，是否确有其事?”有代表担心对宝钢的投资是个无底洞，“宝钢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能像冶金部部长唐克所讲的13年收回投资么?”代表们还对宝钢建设的规模、环保、进口矿石等问题提出质疑。

　　时任冶金部部长唐克等，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详细介绍了有关的数据。但是代表们仍然不满意，表示要继续关注宝钢的建设工作。

　　-事件影响

　　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起质询案，史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本次质询成为孤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地方人大代表率先打破沉默。1989年，在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副省长杨汇泉先被代表质询后被罢免。1994年11月，21名广东省人大代表联名对省国土厅提出质询案……

　　据悉，为了保证代表的质询权，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此后，全国人代会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都对代表询问和质询作出较详细的规定。

　　罢免副省长湖南开先河

　　-事件回放

　　1989年5月召开的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就清理整顿公司的问题向省政府提出质询案。不料，负责该项工作的副省长杨汇泉在回答代表质询时，对涉及省政府负责人子女、亲戚在公司任职等相关情况一问三不知。177名代表很不满意，联名对杨汇泉的副省长职务提出罢免案。结果以506票赞成、162票反对、98票弃权获得通过。

　　“这是藐视代表，藐视人民的权利，代表当然有理由对他表示不信任。”亲历此事的湖南省七届人大代表傅学俭表示，罢免的理由很充分———符合法定程序，经得起时间检验。

　　-事件影响

　　这是人大发展史上，首例由代表联名提出并获通过的罢免省级政府负责人的案例。代表们认为，罢免一位副省长的影响远远超过选举一位副省长的影响。这意味着人大可以依法监督、处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称职、腐败行为，对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学者评价认为，这是真正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