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云南省政府通报称，“躲猫猫”事件已基本查清，云南籍男子李荞明被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2月28日《广州日报》)。

　　不管怎么说，“牢头狱霸”打死李荞明的调查结论，比“躲猫猫”致死的论调更具真相性。然而，让我们怀有焦虑和不安的，是“牢头狱霸”的形成、存在和凶残，源于司法体系劳教看守环节中法治单位的作为缺失。

　　根据目前结论，李荞明之死有两个原因：一是“牢头狱霸”的凶残与狡猾；二是看守所个别警员监管不到位，监控设备损坏后没修。但“牢头狱霸”终究是产生于看守所的监管之下，依托这种职责缺失的现实基础，即使不是李荞明被打死，早晚也会有王荞明、赵荞明被打死于看守所中。这不是偶然事件，几乎是必然结果。

　　在押人员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不止一例。2001年，乔兢凯惨死狱中，19名“牢头狱霸”后被判刑；2003年，在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张斌惨死在其他9名劳教人员手下……尽管这些逝者身有污点，但毕竟是鲜活的生命，却在接受改造、悔改前非的路上遭受非人折磨而命归黄泉。

　　张斌一案中，教养院一名大队长任命劳教人员担任内部“管理者”，并与教养院签订“当年完成20万元经济指标”的协议。正是这一纸合约，让内部“管理者”成为“牢头狱霸”。我们可以看到，个别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一定程度上为“牢头狱霸”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再审视“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真相”，仍让我们心存疑惑——晋宁县看守所的“牢头狱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仅是一两个民警看守疏忽造成的吗？事情恐怕未必就这么简单。

　　公安部和两高早于1988年就通知取缔“牢头狱霸”，但这种丑恶现象并未断绝。显然，“牢头狱霸”的存在源于法治作为的缺失,也是司法体系可能存在不作为甚至隐腐的明证。所以，在“躲猫猫”事件的背后，可能依旧有隐性的“猫猫”藏了起来。 (张兮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