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刚才我们也说了，组织部长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这个官员在其位谋其政，而且能够为老百姓谋最大的福利，既然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种评价标准上，能不能做到统一？

　　王锡锌：

　　评价的标准上，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统一的，我们现在讲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那么这个时候核心的是民，如果说他们是统一的，那么我觉得核心的关注点仍然是民众的需求，他们的表达，他们的选择。

　　主持人：

　　那接下来我们不妨连线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毛教授您好。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你好。

　　主持人：

　　刚才我们在短片里面提到了两个案例，一个是瓮安的案例，一个是洪洞县的案例，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处理官员的引咎辞职也好，还是东山再起也好，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是这样一个现状，他们到底钻了一个什么样的空子？

　　毛寿龙：

　　我想一个是技术上的标准不是很清楚是有关系的。

　　一方面我们说干部的任命程序、问责程序不透明，理由面上很清楚，但是它的细节不清楚。然后复出，它的原因、理由不清楚，或者说可能内部的理由和能够公布的理由不太一样，这是一个。

　　另外一点，实际上我们在问责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对这些官员如果不问责，大家肯定是有很大的意见，而且应该说是有众怒的，但是如果问责很严重，比如说把他们的政治生命整个都结束了，未来的前途也没有了，比较了解他们的人，也许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组织部长什么的，对他们都有很强的同情心。那么问责的时候同仇敌忾，都想问责。另外一个，问责以后，实际这种同情心慢慢起来了，尤其是有人被几次问责以后，这种同情心觉得他是挺冤的等等。所以在问责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问责秀，作秀以后，这种同情心的面，这个力量稍稍抬头以后，很容易重新提拔。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不透明的任用程序应该说是给这种做法提供了一个空间。

　　主持人：

　　毛教授，是不是有了一个透明的、完善的程序以后，就有可能保证被问责的官员，既保证发挥他的才干，又保证民众对处理他的这种措施不会有非议？

　　毛寿龙：

　　对，一般来讲，我们说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对干部的要求，尤其是对政治任命官员，对政治家的要求，没有严标准、高要求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讲，像国外的话，很多像这种出了事的政治官员，一般来讲，他的政治生命基本就结束了，这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