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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9月16日电 蒋介石生前曾嘱咐在他死后50年才能公开其日记,但蒋家基于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提前公开日记,第300期《凤凰周刊》刊文介绍蒋介石1946-1955年日记,道出228事件时候部分历史真相。
文章摘录如下:
蒋介石生前曾嘱咐,在他死后50年才能公开其日记,但蒋家基于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提前公开日记,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负责,在完成日记修复与微缩作业后,于2006年首度开放1917年到1945年的蒋介石日记,每年公开10本左右,预计2009年全部公开。
胡佛研究所于2007年公开1932年到1945年间日记后,今年原预定3月公开1946年到1955年日记,因担心在台湾“大选”期间,日记内容被用来政治炒作,因此延迟到7月公布。目前公布内容只作了很小部分的保留,约10%涉及家庭隐私暂不公开,通过在日记上贴条子的方式来掩饰敏感内容。不过这些保留的内容,到2025年也将全部公开。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这一波系开放自1946年到1955年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就在这几年内,蒋介石节节败退,尤其1949年兵败如山倒,仓遑辞庙,更被蒋介石自省为“生平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年”。到了台湾之后,面对解放军步步进逼,美国的弃之不理、另有图谋,蒋介石好容易稳住了阵脚,慢慢借着国际冷战格局走出一番局面。
这10年,可能是蒋介石一生最艰辛、最屈辱,甚至最辛苦的时刻;相对而言,反映蒋介石第一手感觉与认知的日记,也格外具有历史意义。是以许多两岸及日本学者、新闻媒体都已兼程赶到位于南加州的胡佛研究所,希望从日记中获得更多关于“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或是孙立人事件等中国近代史谜团的解答,以求厘清中国近代史某些重要转折点。
谁下的令?
这批最新公布的史料,内容横跨内战、“二二八”事件、败退台湾,以及国民政府迁台之后,陆续发生的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乃至于磋商《中美协防条约》等重大事件,对台湾政局影响重大,当时蒋介石如何看待与处置,自然引发研究旨趣。
其中最为学者注视的是,1947年2月28日之后,蒋介石到底下了什么决定?是否如陈水扁与亲绿学者指控,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或曾命令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进行军事镇压?
事实上,无需蒋介石日记出炉,台湾学界对蒋介石在“二二八”上的责任问题早有定评。对比由日记整理,加上文稿、函电汇集,并存放于大溪档案馆的《事略稿本》,台湾学者发现,蒋介石早在日记中记载,“此实不测之变,虽以军队调离台湾为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侠(编者注:陈仪字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
蒋介石1946年光复后来台视察,极受民众欢迎。当时蒋介石询问陈仪,台湾是否需加派军队驻守,陈仪力陈台湾安定,无须增加驻军及负担。陈仪义子汤恩伯虽然反对,陈仍不改初衷。随陈仪来台的70军部队,在1946年底移防上海,再开赴山东金乡参与内战。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无军队就地控制局面,局势迅速恶化。是以蒋介石认定,陈仪的决策是酿生变故主因。在1946年3月1日日记中也可看到,蒋介石记载,“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动地区已经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
但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正忙着部署陕北、山东等地战事的蒋介石,并未太过关注台湾,而是与胡宗南联系密切,且认为“剿讨延安时机已熟,不能再缓”。蒋介石直至“二二八”事件发生1周后才发觉问题严重,尤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蒋,“谈其驻台领事急电,要求其派机接其眷属离台”,蒋在3月6日日记中自承“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并批评陈仪“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
3月7日,蒋介石续批陈仪,“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同时作出派兵平乱的决定,日记指出,“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蘧膳,甚为顾虑!贝稳,他也召见了21师师长刘雨卿,指示对台湾注意各点方针。
蒋家后人吁客观对待
第21师于3月9日从基隆上岸,据目前史料,蒋介石多次亲笔手谕,“不可报复”,“从宽处理”;但日记上并没有写,只记载台民“畏威而不怀德”,善后工作“唯有怀柔以稳”。倒是在3月9日他第三度批评陈仪“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同时他在弭平“二二八”事件后总结,“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
“二二八”事件后,虽陈仪已于3月17日致电蒋介石引咎辞职,但蒋没有同意,反而责备当时党内相逼太急、挟意报复,只求逞快一时。原来此时蒋介石的注意力已放到延安战役上。未料这只是空欢喜一场,延安早是一座空城。
4月22日,国民政府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省政府,以前驻美大使魏道明担任省主席,陈仪才卸下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但蒋对他信任有加。陈诚后来行的三七五减租,也是陈仪的规划。陈仪于1949年6月出任浙江省主席。但因陈仪指派外甥丁名楠,送信给驻守松沪杭的汤恩伯,劝其“弃暗投明、戴罪立功”,却因汤恩伯告密,导致陈仪遭捕,经军法审讯终结判处死刑。蒋介石于1950年6月14日批准执行,陈于当年6月18日在台北碧潭被枪决。
从日记内容可知,对当时陈仪认定“二二八”事件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要求中央派兵平乱,蒋介石不仅同意,更受到陈仪相关判断的影响,认为“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的确要为此负一定责任。不过学者也公认,仍没有可靠有力证据,指向蒋介石下令屠杀。
蒋方智怡说,过去几年为厘清“二二八”真相,她也曾提供许多信息,很可惜没有被扁当局使用、引用,来化解“二二八”,或呈现“二二八”的真相,未来希望史学界去除“造神”或“丑化”的两极反应,以“公正、客观、非政治化”的态度来看日记,重归学术的客观研究。
还原真相
这批日记涉及“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一如某位台湾学者所言,其实“二二八”的真相早就清清楚楚,“监察院”杨亮功报告也写得明白,只是许多人不愿接受真相,故年年在找“真相”。以陈水扁为例,他指称“二二八”事件爆发两个多月后,蒋介石即拔擢彭孟缉为台湾省警备司令,充分显示蒋介石对屠杀事件知之甚详,更对此高度肯定和支持,因此足以证明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
尤其民进党当局支持下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竟然还指称,“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半山”(在大陆发展就学的台湾人)理应担任国府与台湾之间桥梁,却大多扮演国府的附庸角色,因此也应负部分责任。
但是一如学者强调,追究政治责任是历史研究重要一环,但历史是要明确呈现而非判断,不宜用“元凶”等情绪化字眼。尤其“二二八”是历史大环境造成,事件起因复杂,开端是因取缔私烟的手法不当,其后更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文化冲突、语言隔阂、民变反抗,致使国民党采取强势镇压手段,不讨论日本统治50年对台湾的影响、大陆发展的状况及陈仪的政策,从多方面去看待历史,就无从客观。使用形容有计划性屠杀的“元凶”两个字指控,更太过于情绪化。
如果说在政治上蒋介石有责任,没什么人会反对,但从同意派兵直接等同于发动支持“二二八”事件,打着最大责任者就等于“元凶”的招牌,陈水扁与一群“独派”学者如此简化、呆板的推论,只是政治操作、指鹿为马,为诸多去蒋化、仇恨、挑拨族群的作为做理论基础。既然有了结论再找佐证,有没有日记其实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这批在中国近代史上别具意义的资料,最后还是留在美国研究机构手中。如张学良与李宗仁的回忆录,均由哥伦比亚大学以口述历史方式整理后发表。属于中国的重要历史遗产迟迟无法回到中国,难免让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感到有些缺憾。
蒋家当初附注,期盼未来条件成熟,或成立公正、客观、专业的图书馆,好让这些文件能够永久保存于中国的土地上。如何实现蒋家的梦想,无疑是政党轮替后的马英九当局应当深思的问题。(作者: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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