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历史剧的悲哀
西谚有云：“未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者，注定重蹈覆辙”(Those who can't learn from history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这也许正是在香港电视界呼风唤雨的无线电视，多年来始终无法驾驭历史剧的真正原因：它的文化霸权建立在对自己不断复制，以及由它界定的“娱乐价值”的不断再生产。它的所有剧集，几乎都是同一老调的变奏。旧调重弹、重蹈覆辙，本来就是它的成功之道。
严格而言，无线拍的不是历史剧，只是挪用(appropriate)历史以遂其粗鄙的娱乐目的。早前的《蔡锷与小凤仙》渲染的是所谓“战火背后的爱情传奇”，现正播放的台庆剧《宫心计》，写唐朝晚期的后宫争斗，与另一套写香港上流社会争产的剧集《富贵门》根本没有分别，只是角色穿上古人衣服而已。这些有名无实的“历史剧”不但糟蹋了历史的题材，更在有意无意间卖弄中国历史的异国风情，暴露出香港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阂，以及对中国历史的严重疏离感。反观大陆自十二年前开启风潮的《雍正皇朝》以来，它的历史剧气魄宏大，章法严谨，结构井然，布局可观；不仅善于经营历史的写实，精于为历史人物造像；更往往能从历史来观照当代的现象，令人动容。大陆和香港历史剧眼界的高低、成就的悬殊，固然反映了两地电视剧制作人文化水平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他们南辕北辙的历史观。
美国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指出，历史不仅关系过去的人和事，更可用来诠释和理解现在。史学家的工作，是要从芜杂、纷乱的过去中寻找用得着的史(usable past)，帮助现代人理解，甚至改善他们的处境，为他们提供一个透视现况的历史视野和角度。在这重意义上，中国大陆历史剧的创作人可谓布鲁克斯的追随者——他们一方面致力从历史中提取对现代人有重大意义的教训；同时又试图在历史的兴衰成败中寻找真正的英雄，作为现代人景仰、学习的典范。
在这方面，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中央电视台的《雍正皇朝》。这令人对中国电视剧彻底改观的作品，将英国史学家阿克顿的名言：权力令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腐化，改写成：权力带来责任，绝对的权力带来非人的责任。剧中的雍正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英雄——他为了励精图治、拨乱反正，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整个政府官僚系统和贪污集团，最后更大义灭亲。其后的《康熙帝国》写家国两难全，康熙要建立帝国，扩张版图，便不得不忘情绝爱，抛妻弃女。权倾天下的九五之尊原来是最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人。他们的寂寞，正是历史的荒凉。王者的悲哀，不言哀愁而哀愁自见。
香港人拍历史剧画虎不成反类犬，早已是事实，问题是这现象背后有什么心理、历史和文化因素？一个最方便的解释是香港人急功近利，所见不远；回顾历史只觉年湮代远。对于与中国传统割裂、长居于殖民地的香港人来说，历史代表的不是屈辱的羞耻，而是一种遥远、怀旧式的浪漫。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刻划十九世纪与政治完全脱节、一无用处的知识分子心态，提出了零余者(superfluous man)的概念。零余者，就是指那些在政治上完全失势，甚至被历史去了势的人，他们受一种严重的无力感和疏离感所支配，最后只有凭借原始的生命力——爱情的力量来作自我解放。
从这角度看，香港历史剧那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硬将国仇家恨和男欢女爱混为一谈的幼稚心态，其实是一种自恋、自怜和自伤，用以掩饰主角、编导，以至观众在历史舞台和现实环境中的无力、无能和无奈。
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人身份危机的问题。九七回归后十二年，香港人对中国历史所知到底有多少？
多年殖民地教育，使香港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距离更远。回归后香港人在政治上的无力感更强，他们的疏离感是双重的：既感到在特区政府统治下的身不由己，又苦于无法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旅美作家于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形容海外知识分子为无根的一代，用在今日的香港人身上同样贴切，而香港电视的历史剧，正是香港人这种疏离感的最佳写照。(摘自香港亚洲周刊 作者：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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