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九连跳”引发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和企业责任的社会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的报道推动了整个对话机制。

　　自杀行为因为其个人性和非强迫性而不能找到直接负责人,然而,自杀这一社会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众多的隐形负责人。个人的原因千差万别,人们却普遍认为,自杀行为频发是社会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次看似偶然和随意的自杀是长时间的综合的结果,极有可能与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各种因素有关。既然知道这一原因是长期的,然而人们却倾向于将这一问题的解决短期化。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假如富士康的某位主管领导受不了舆论压力也选择自杀,那么,谁又是谋杀者?

　　在富士康“九连跳”事件中,看上去媒体似乎主导了此次对话,但少有人注意这场事件中的“缺场者”。我们看到,中国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成千上万,但却少有企业家阶层出现在这一对话中,比富士康更“血汗”的工厂企业隐藏在更深夜幕之下。而在这一对话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政府的不置一词,仿佛这只是企业的事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一对话中的大众,他们在各种网页中留下自己对无良企业的痛骂,然而,他们并没有参与对话,只是在围观。

　　你我会不会是造成那些自杀者自杀的刽子手?这一设问可以被认为可笑,但实际上,我们极有可能都是。农民工面对城市产生的压抑感和屈辱感很多时候并不与金钱有关,比如,身份问题、尊严问题,在那些自杀者的表述里,他们可能只是一句“我厌倦了这个世界”,但别忘了,这个世界就是由你我组成的。我们某一个举动、某一句言语,都可能成为压倒他们心理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每个个体来说,我们遇到弱势群体,是投以冷眼还是投以微笑?遇到最普通的农民工,是心怀警惕还是心态开放?对于大众来说,每个人做一点伤害社会和他人的事情似乎都不算什么,但等到最后成为社会现象的自杀问题出现,又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仿佛这样就获得道德赦免。所有人都可以指责富士康,都可以指责“血汗工厂”,在舆论风暴中,每个人都选择最安全的话语,殊不知,那些自杀悲剧正是大众造成的。不是么,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情感纠葛,还是社会冷暴力,自杀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而你我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正是我们每个人组成的社会产生的问题才造成社会自杀率的上升。

　　所以,在这场对话中,外部效应最小的方法并不是将所谓的“血汗工厂”一棍子打死,而是耐心推动这一对话机制,将大众和各种社会阶层纳入对话体系,进行关于自杀问题的系统反省,少一点儿武断仲裁。(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