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杨锦麟(香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香港高等院校不少科系和研究领域具有世界及亚洲一流的水平，享有盛誉和口碑，已是不争事实；内地学子前往香港就学的开放政策，如果只是类似“自由行”一样的权宜之计，或许不值得鼓励，但在对香港教育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刻检视和反省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借助和利用香港这个现代化教育平台，作为沟通内地、香港和世界的桥梁。

　　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多半的香港大学生受访者，不知道国家主席究竟是谁，甚至还有个别受访者以为中国的首都就在香港中环半山脚下的特区政府办公大楼里面。该项民意调查见诸报端之后，舆论哗然，市民哑然，政府略显尴尬。尽管这次民意调查结果并无法充分反映香港教育制度的现状，但是在回归7年之后的香港，居然还存在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常识贫乏，是值得正视和深思的。已有论者忿忿然，曰：香港青年学子对祖国母体的知识盲点，最大的责任在于香港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

　　殖民地百多年的教育制度，无可否认一开始就有“割裂”港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同的主观意图，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西化和英式的教育体系里，潜意识中的“去中国化”痕迹显然，英国殖民者的处心积虑，后来被台湾的日本总督认真加以仿效，于是就有上世纪30年代在台湾强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香港殖民当局廉价的教育普及以及刻意拒绝国语、执意推行粤语的教育设计，给“九七”之后香港教育制度的延续和变革，带来了诸多的隐忧，这种隐忧甚至还可能给香港年轻一代对祖国认同意识的增加和深化带来困难。

　　或许，香港部分青年学子对祖国的认同和认知是一知半解的，是肤浅和表层的，需要补课，也需要香港现今的主政者认真加以面对，但与此同时，对香港现行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香港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水准，也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和评价。

　　一个不到700万人口的商业城市，却拥有8所以上的高等院校，并不多见，这也是英国殖民当局在“后九七”过渡期间，除了建设新机场在内的“玫瑰园计划”之外，另一个令后人喜忧参半的“大手笔”。从原本仅有的两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在短短的两三年间，扩张为8所高等院校，投入的庞大资源可以想像，这种交回主权之前的慷慨解囊，自有殖民当局另一种无法言传的政治考量，但毕竟，8所高等院校矗立在港九各地，以及他们各自精彩的美轮美奂的教学科研设施，已经成为“东方之珠”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点缀。

　　香港经济在急速转型中，香港教育制度和高等院校的转变和转型也在加速过程中。由于现时香港制造业的空洞化，以及无法回避的高科技发展与人才和教育配备的脱节，香港的教育体制似乎还不具备培养大批高新科技人才的基础条件，目前的移民政策也无法在短期内吸引大量海内外科技人才来港发展，无法建立具有规模的高新科技园区，这是转型之痛，转变之痛，但也给香港大批引进包括内地青年学子在内的外来生员，从而逐步改变现时香港的人口结构和智力结构提供了机遇。

　　历史发展轨迹的意外和刻意，或许可以给后来者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和切入。香港高等院校不少科系和研究领域具有世界及亚洲一流的水平，享有盛誉和口碑，已是不争事实；内地学子前往香港就学的开放政策，如果只是类似“自由行”一样的权宜之计，或许不值得鼓励，但在对香港教育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刻检视和反省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借助和利用香港这个现代化教育平台，作为沟通内地、香港和世界的桥梁。让人欢喜让人忧的香港，喜忧参半、毁誉参半的香港教育制度，或许这就是它再上层楼的机遇。

　　殖民者刻意栽下的玫瑰，是有刺和昂贵的，未必就能结出芬芳的花蕊；承认现实，泼洗澡水的时候，千万不要将澡盆里的婴儿一并丢弃，这也应该是理性的选择，让香港教育制度中的合理内涵和优势，在和内地青年学子的嫁接过程中获得淋漓尽致的发挥，毁誉参半，喜忧参半的香港教育，或许将因此找寻到新的发展路向。(文章原载于《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