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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评论员/秋风

　　专家学者将中国的体制转型过程总结为“渐进模式”，以区别于俄罗斯及东欧若干国家的“休克疗法”。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培育”市场。政府当然可以、也应当为市场的发育提供制度框架，并通过监管或司法程序矫正市场中的不当行为。但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相信，政府竟然可以自己创造出一个市场来。

　　准确的说法其实应该是，政府给了某些企业以特许权，使之进入某一领域。中国足球协会就是这样一个垄断性组织。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体育法》赋予了它以组织、管理、经营足球职业化、即商业化的垄断性权力。足协之所以能够在足球商业化运营中扮演核心角色，不是因为只有它具有经营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作为官方组织，只有它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特许权或市场垄断权。就像别的行业一样，只有国有垄断企业能够获得市场准入，而这个市场上已经积累了庞大的需求，它们当然立刻可以赚个盆满钵满。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垄断特权下的市场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性安排。足球协会出面组织经营商业化的联赛，确实突破了原来完全僵化的集训队模式，也给了商业资本以出头的机会。由此形成了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垄断性企业或组织，及真正的市场化主体之间的微妙三角关系。

　　当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权力的主宰地位本身就成为市场进一步健全发育的主要障碍。而那些拥有一定实力的市场参与者，必然要求打破行政权力对市场的控制，试图打开通往真正的自我治理之路。三角格局开始出现动摇，垄断权本身面临市场逻辑的冲击。

　　但是，权力主宰下的市场使垄断者能够享受到巨大的商业利益，并使其成为反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力量。中国足球协会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垄断利润被各个俱乐部分食。而它维护自己垄断力量的手段又是现成的：游说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它拥有这样的渠道，它本来就与政府部门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而且，它可以以公共利益的话语说服政府部门。它的理由是：如果不维护它的垄断地位，贸然放开市场，市场必将陷入混乱中。而且，放开市场后，那些普通企业只会追求利润，而不会考虑普遍服务义务，不会顾及国家利益。

　　这样的话语，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等行业的垄断企业都曾说过，现在还在说。垄断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挟制了主管部门，让市场永远停留在转型的过程中，也让市场始终处于半开放状态，从而一直维持垄断组织或垄断企业主宰市场的格局。只有在这样的格局下，垄断企业才可以同时享受到权力和市场的好处。

　　市场本身当然有冲破这种格局的趋势。垄断利润本身就会吸引企业家试图进入这个市场中。而企业家的这种冲动无疑是为了追求利润，就如同徐明等人挑战中国足球协会是为了追求利润一样。不过，这种努力也确实有利于市场秩序本身的健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本身就有可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一个真正市场化的足球市场，总的来说会更干净一些，会使比赛更精彩一些，因而，也可以让球迷们获得更大满足。

　　最近几个星期的足球乱局显示，市场化改革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要么深化改革，剥夺中国足球协会经营中超的垄断权，使联赛真正实现市场化；要么维持原有格局，使垄断利益永久化，最终听任这个市场走向毁灭。徐明们的“革命同盟”方案囿于本身利益或许不是解决乱局的妙药灵丹。但冲破垄断的真正改革或迟或早都会到来，躲得过今天，拖不过明天。我们希望未来真正的改革方案，在权利和资本之上，会大书着“公众利益”。没有了公众，足球什么也不是。

　　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政府在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能否最终让人们看到一个干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取决于取决于政府主管部门的立场。不幸的是，本应成为公平之市场监管者的政府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却由于历史渊源或利益纠缠，在不少领域成为垄断性企业或组织之特殊利益的�；ふ�。这是渐进改革的劣势所在。

　　摆脱这种劣势，需要政府的明智和勇气。改革进行到今天，“垄断带来繁荣”的游戏似乎已经难以为继了。正道只有一条：法治下的公平市场秩序。唯有它能够确保实现公平前提下的长远繁荣。这一结论不仅仅适用于足球市场。在所有领域，市场化的企业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垄断性组织已经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主管部门能否痛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