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六月一日电 题：亲历者忆北平沦陷的长夜悲歌

　　　　　　　　　　　中新社记者沈嘉

　　在北京还是北平时，西方作家称它为“东方的佛罗伦萨”。当有一天，她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时，北平遁入八年暗夜。

　　根据两位老北平人向记者的回忆，一段亡城简史初露端倪。

　　第一位亲历者是现居鸦儿胡同的傅明老人，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依然耳聪目敏，六十八年前，他是北平城里一个有着浑身好气力的黄包车夫。对他而言，北平沦陷前后的光景依旧清晰。

　　据傅老先生回忆，“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风声日紧。街上洋车少，行人稀落，生意难揽。七月二十八日，那天枪炮声很近，他和其他人一样，关注当局对日方劝降的回复。

　　根据当天不胫而走的报纸“号外”消息，当局战意已决。中国军队已抢回丰台、克复廊坊。傅明偶和客人攀谈，有军界和政府的人，大家的消息都差不多。人们很欢喜，有个客人从国货商店里买了一面小国旗，随手插在他的车上没有带走。

　　二十九日，傅明早早醒来，此时城里安静异常。他拉着一位客人抵城墙下，不见中国守兵，城门洞开。他后来才知道，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已撤离北平——北平沦陷了。

　　一周后，日军自西南方向进占北平。英国记者詹姆斯·贝兰特曾对此有过详致描述，八月七日当日的情况是，聚集在北平的日本人倾巢而出，商人、酒店老板、脚蹬长统靴的浪人和身着艳丽和服的“女招待”，共计千人夹道欢迎该国军队。

　　坦克和装甲车沿着林荫道轰鸣着开过滚烫的沥青路面，这些土褐色的现代钢铁沿着红色宫墙排列。一架日本飞机从紫禁城宫殿屋檐飞过，撒下一片五颜六色的传单：“东亚各国人民，和平共荣……”传单飘落在金黄色的琉璃瓦屋顶上，无人问津。

　　其后八年的事实证明，“和平共荣”只是无稽之谈。日军统治下，北平民生艰难。北平初陷时，周秀文才上小学，对当时情景印象不深。但八年间她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豆蔻少女，故土沧桑已在其心中难以磨灭。

　　当时能读中学的女生不多，周秀文老人却是女二中难得的高材生。日军侵占下的北平，民生艰难，饿殍遍地。在她骑车上学沿途的鼓楼东大街、地安门大街等，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因冻饿倒毙街头的人。什刹海，这个今天外国人和“小资”们的乐土，当年常有自溺水中和悬颈枝头的落魄国人。

　　这种司空见惯的死亡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因贫病，另一则是因深中烟毒所致。后者亡相骇人，一眼可辨。当时北平城内有多所日本人经营的大烟馆，家境富足的中国人和一些韩国人在此吞云吐雾、求臻仙死之境。

　　周秀文家也算殷实，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弄到连牲畜也不屑一顾的混合面吃，这还是必须凌晨排队才能买到的。

　　学校里的生活也并不如意，日方强令学校教习日语并安置日本教官。周秀文和同学深恶这种学习，他们上课时开小差，考试时作弊，中国老师明知却不责备。

　　很快，校外的事情引起了她们的关注。当时北新桥附近有一家日本兵工厂，那里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境遇凄惨。于是几个朋友常骑车前去，把见闻与愤懑写进作文中，这些文字也仅在私下传阅。

　　街上行人不得不一慎再慎，避免来自日本宪兵的无妄之灾。但凶戾日军有时还开车追撞国人取乐。一些青壮男子被抓到东洋当劳工，遂与故土亲人永诀。

　　尽管是暗夜，但如西方观察家看到的，北平不仅在“七·七”事变后的那些日子里“扮演着她最后的反叛角色”，也在漫长的八年时光里，和中国其他许多沦陷地一样，“忍辱负重，满怀希望地生存下去，直到希望之神从自身的废墟中创造出新的希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