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任何公民都应该有机会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困难和不幸，都应该有能力利用国家为其提供的制度有效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需要质疑的不是飞行员是否在“劫持”旅客，而是我们是否为他们正常反映意见，提供了合法有效的途径。
最近，东航云南分公司18个航班在到达目的地上空后集体返航，引起了全国关注。事后，东航管理层终于承认事件并非因气候引起，而是存在人为原因。所谓“人为原因”，无非就是劳资双方对飞行员工资、待遇、扣税额等问题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没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而部分飞行员才铤而走险，演出集体返航这一幕。
4月17日，中国民航局认定集体返航主要是非技术原因，将对东航�？�150万，停止其在云南部分航线的经营权。
事实上，国内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已不在少数。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一度引起一些农民工采取跳楼、爬电线杆甚至暴力伤害等极端行为。一开始，采取这种行为方式的农民工确实是出于悲情或冲动；到后来，一些农民工之所以这么做，主要目的似乎是想吸引社会的“眼球”，因而才有“作秀”的嫌疑。但即便是“作秀”，农民工不得不以这些极端方式伸张诉求，仍然反映出其走投无路的悲哀。任何公民都应该有机会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困难和不幸，都应该有能力利用国家为其提供的制度有效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需要质疑的不是农民工是否在“作秀”，而是我们是否为农民工正常反映意见提供了合法有效的途径。
和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相比，身怀绝技的飞行员当然“强势”多了，因而他们可以“劫持”旅客上天忽悠一回。他们人数稀缺、供不应求，可以算得上是各行业中的“贵族”；即使他们的工资不能和国外同行相比，但也绝对是国内白领中的上乘；他们一“罢飞”，大批乘客顿时身陷困境，航空公司也将面临乘客集体抗议和承担误航赔偿的压力。
然而，在管理层面前，飞行员似乎还是“弱势”的。和往往没有合同的农民工正好相反，飞行员和航空公司签的一般是99年的终身合同，违约则可能要付出上百万的巨额赔偿。在双方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益分歧无法通过和平甚至合法的途径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只有和农民工一样，通过极端行为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
因此，这次集体返航事件的本质和农民工的“跳楼秀”一致，只不过东航飞行员是用几千名旅客的安全和时间，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谴责其缺乏职业道德也罢，严厉处罚肇事者也罢，反正他们吸引社会的“眼球”的目的达到了。不论谁是谁非，这次通过飞行员“罢飞”，大家终于知道了飞行员的“存在”———或用一位飞行员自己的话说，终于“让社会听到了民航飞行员的心声”。然而，为了让社会听到飞行员、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或任何人群的“心声”，有必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吗？
在一个法治国家，答案当然是“否”。社会群体不仅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反映自己的心声，而且可以合法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巴沤峋褪橇α��！泵扛龉と嗽谧时久媲岸际翘烊蝗跏频模侨缬写碜约豪娴墓せ岢雒婧屠习褰簧�，工人的“底气”就大不一样了。如果实在不行，工会还可以使用最后一招，即组织合法罢工，迫使老板妥协。
近日，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就提出，“不要把罢工问题看得太敏感，罢工是市场经济摆脱不了的规律，也是目前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深圳应当甩掉把罢工看得太敏感这个思想包袱”。他同时提出，“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应当对罢工做出相应的规定”。(4月12日《南方都市报》)实际上，适度的合法罢工权———至少是可以合法罢工的威胁，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生产，反倒有利于防止诸如空中“罢飞”这样的非理性行为。
其实不只是罢工，通过合法结社，原本“弱势”的许多个人变得“强势”起来。譬如已退休的老人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弱势”的，但在美国，他们组成了规模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协会，在国会山的游说集团中少不了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一来，原本年老体弱的他们就不再“弱势”了，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障当然也就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了很优厚的退休待遇。
从这方面说，确保民众宪法权利的实施，让不同人群的需要和声音得到关注，对更好地建设和谐社论有益无害。
作者：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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