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批示

　　同意可乐内销

　　北京的瓶装线投产后，一开始出厂的可口可乐仅仅供应一些大饭店，收取外汇。

　　1982年初，征得外经贸部同意，中粮公司将供应饭店之后的剩余产品，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再投放市场内销。

　　时任中粮总公司糖酒杂品处副处长的孙绍金回忆，当时可口可乐内销4元一瓶，大饭店里要20元一瓶，对中国普通消费者来说太贵了。

　　为了尽快打开中国消费者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决定搞促销。中方有人提醒说，中国还不适应促销的方式，但美方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促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有学者称，这是中国当代市场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促销的方式吸引了不少人。

　　然而热闹的场面没有维持多久，孙绍金说，随后有媒体用内参的形式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

　　佟志广和孙绍金都清楚地记得，这件事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

　　中央领导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下来了。

　　美方不理解，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卖个汽水还惊动了政治局。

　　当时，可口可乐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请合作方中粮公司帮忙。

　　孙绍金说，当时负责协调此事的同事，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为了分担风险，中粮主管副总经理朱晋昌也在信上签了名。

　　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而且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

　　这封信辗转几人，送到了副总理万里的手上，在听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后，万里当即同意批准内销。

　　孙绍金说，万里的意见被批在信上转回给了中粮。

　　随后，外经贸部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拟报告向国务院请示，并最终获得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意。

　　靠着这份被批复的报告，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这个“含有中药味”的饮料，自此开始逐渐为大陆民众所接受。

　　本报记者贾鹏实习生朱柳笛北京报道

　　-新观察

　　商业改变中国

　　从费城到华盛顿，可口可乐的扩张顺理成章；从华盛顿到北京，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成功，却是因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变革时代；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三十年对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崛起而言，其关键性的阶段历程，也许永远都无法替代。

　　从最初20箱赠送饮料试探性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到当今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饮料洋品牌，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曲折与辉煌历程，创造了一个公司在一个新兴市场飞速成长的神话，这一历程也恰如三十年中国所历经的曲折沧桑及其最终的辉煌经历。

　　了解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对可口可乐最初在中国扩张所经历的曲折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养三只猪是社会主义，养五只猪就是资本主义。在连养几只猪都需要分辨出“姓资”还是“姓社”而进行严格管制的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一瓶可乐由“向境外人士销售”转为“内销”，需要由国家最高领导人集体签字才得以成为现实。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夹着皮包又回来了”，这一幽默中包含着讽刺也流露着无耐的俏皮话，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情绪的生动写照。但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可口可乐最终走进中国，创造了辉煌；同样的，中国自身以理智、勇气、坚韧与毅力拥抱外部世界，也最终从孤立与隔绝中走出来，成就了自己。

　　除经济上的“相互成就”之外，可口可乐带给中国的还有西方休闲饮食快餐文化以及现代化的技术与管理手段，催生、构建与重塑了中国的饮食行业及大众饮食消费方式，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中国当代商业文明生态建构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可口可乐通过积极参与中国的公益活动而成为守法的、受人尊敬的中国企业公民，成为外资企业的一个典范。所以，商业成就了企业自己。

　　商业也改变了中国，而且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仅就社会认识而言，由眼界狭隘到胸襟敞开，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即是中国开放进程的写照。虽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伴随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快餐式饮食消费文化就一定意味着进步，但其商业活动在中国开放与进步历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激荡”，所起到的具大的、不可替代的进步作用，应该是不可抹杀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商业改变世界”这句话中蕴含的真正的内涵与意义。

　　所以，我以为，对于刚刚经历了中国三十年沧桑巨变的人们而言，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成功故事应该能够打动他们，因为它的企业成长历程与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一道脉动，在成就企业亮丽风景线的同时，也折射出了一个国家发展与进步的风景线。

　　□傅子恒(上海第一财经研究院行业研究主管)

　　民间记忆

　　第一次喝可乐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即使像微风一样不经意地从身边吹过，也会在记忆里留下抹不去的痕迹。就像我第一次喝可乐———可口可乐。

　　1985年的夏天，我去采访一位放弃铁饭碗自己创业的青年A.在那个年代，这种行为属于第一批吃螃蟹的，是冒极大风险的。

　　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小桌子旁边聊天。A向我叙说他的理想和创业，当然，还有体制对他的刁难。说完一个段落，他转身进屋，拿来一瓶饮料，倒给我半杯，他自己也倒了半杯。我看也没看，端起来就喝了一口。一口下肚，忽然感到味道不一样，甜甜的，酸酸的，怪怪的，好像止咳糖浆。我又喝了一口，感觉更加强烈，似乎有一种吸引力。

　　这是什么汽水？当时，还没有“饮料”这一说法。我用眼睛扫了一下，Coca Cola几个英文字母跳入眼帘，我把瓶子转动一下，哦，可口可乐。

　　不一会，我就把半杯可口可乐喝光了，A没为我再倒。我的目光时不时地从瓶子上扫过。

　　这是饥渴久了的人对美味的贪婪，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感觉。那天下午，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兴奋中，既为A的故事，也为那奇妙的可乐。从此我记住了，这东西叫可口可乐。

　　一年以后，可口可乐风靡全国。

　　20多年前，可口可乐在某些中国人的眼里，绝不是一瓶简单的汽水，而是美国腐朽文化的象征，喝了可口可乐，就意味着接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那是意识形态不能允许的。

　　但是，可口可乐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它不但激发了年轻消费者的激情触点，带给他们最热门的潮流和文化，同时还有全新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新观念产生的对旧体制的反叛。就像我的采访对象A，当年用十分少见而又前卫的可口可乐招待我，正是他的反叛精神和对新世界的憧憬使然。他是站在时代潮头的弄潮儿。

　　文/云路樵歌

　　那时流行

　　散装酒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流行指数：★★★

　　拎着酒瓶带上两三毛钱，踢踏着拖鞋到街口小店去打上一斤白酒，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见的画面。

　　散装白酒通常都是小贩们自家用粮食酿造或是用食用酒精勾兑而成，除了小店有销售外，还有专门的小贩挑着酒壶酒罐沿街售卖。这种酒一般口味不好但价钱便宜，成为许多嗜酒者的最爱。

　　散装酒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甚至有不法者用工业酒精勾兑，导致饮用者中毒。

　　一日三十年——12月13日

　　●北京奥组委成立

　　2001年将于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筹办工作正式启动。北京市市长刘淇担任组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任执行主席。

　　●火车登陆海南岛

　　2002年“粤海铁一号”火车渡轮运载的两列钢轨列车经过44分钟的跨海航行，于10时5分安全驶上海口南港码头，这标志海南与内地不通火车的历史即将结束。粤海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跨海铁路。